在贫富分化加剧已成常态的当下，刺痛公众眼球的并非郭美美的炫富，而是微博认证“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头衔。“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带入舆论漩涡，也使得中国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公信力危机日益凸显，公众对于此类慈善组织体制、财务、监管的质疑一浪高过一浪。下面将以红会为例，对于中国官方背景慈善组织进行分析。
首先是体制。红十字会绝非纯粹的社会公益机构，其官方背景在给带来了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如“强捐”、“索捐”的丑闻。当慈善运动为政府所发起，捐赠似乎不再发于自愿，而成了个人不得不履行的义务。若行善不自由，则慈善无意义。慈善不应与公权力捆绑，慈善观念的确需要政府引导和培养，但不应通过公权力强制的方式进行。红会虽不可能完全割裂官方背景，但是需要保持其独立性、专业性，尽量将行政指令、行政权利与慈善工作分开，避免权利寻租。
其次是财务。公开透明才能自证清白。面对郭美美晒出来的名包名表名车，红会仅靠一纸声明“红会无郭美美其人”辟谣，是无法消除质疑的，只有将账目公开将公众和企业的捐款去向笔笔列清，谣言才能不攻自破。不透明必将导致腐败和黑幕，而公众抵制的最佳方法就是拒捐。去年下半年公众捐款降到冰点就是最佳证明。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慈善不应与利益挂钩。尽管红会再三声明无“商业红十字会”这一机构，但红会首页上“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赫然在目。令人不禁联想到，曾经的南京市慈善总会副会长潘楷红打着“爱心捐助”的旗号吸引会员投资，非法吸储达400万元。慈善理应纯粹，而不应成为经济与政治投资的手段，更不能成为非法牟利的工具。
第三是监管。对于慈善组织，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发挥监管作用，确立问责机制；同时公众和企业作为捐款主体，也应拥有广泛的监督权。只有如此，红会自证清白才能拿出主动和负责的态度。现实情况是，红会的三纸声明始终是被动澄清的状态，始终看不到其扭转局面的主动作为。监管的缺位难辞其咎。曾经轰动一时的“周老虎事件”随着时间流逝已淡出网友视线，若“郭美美事件”也如此这般偃旗息鼓，无疑是最危险的结果。
第四是大力扶植民间慈善机构的建立和成长，使民营的社会的慈善机构与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相辅相成，为社会慈善事业多元化助力。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可以学习、借鉴民间机构的优良的组织构架、运营方式、财务体系，民间机构可以通过合作来共享官方机构的资源和渠道，共同促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