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我在近十年前曾做过一项研究《中国崛起的经济分析》，主要考察了当时比较关心的三个问题，兹列出研究大纲如下：

1、      中国崛起现象的概况和特点

中国经济崛起的情况

（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增长，综合国力增强，是同对外贸易高速增长以及大量引起境外直接投资紧密相关的

（2）   中国要素也进入了世界市场

中国经济崛起的特点

（1）中国经济崛起首先表现在高速增长上

（2）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效应，远远大于中国GDP在世界GDP总额中所占份额

（3）中国崛起和经济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造成“供给方面的积极冲击”Positive supply-side shock

（4）中国崛起及其经济迅速增长，也从需求方面对世界市场形成某种冲击。本世纪以来，石油价格及某些矿产原料价格的上涨

2、      中国崛起的历史分析

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四小龙”（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崛起

美国经济学家专论  The New Titans  (2006年9月14日)  提出，新兴经济正在作为一个群体崛起或重新崛起，这是影响深远的一次产业革命，中国和印度是这个新兴群体中的主要部分。

美国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 在《The world is Flat》一书中提出的：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家、企业与个人愈来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愈来愈模糊了。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调研的论点，果真如此，则

如何解释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如何解释富裕和贫困不同群体之间的鸿沟？

3、      中国崛起的逻辑分析：中国崛起和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吗？

中国高速增长是成绩显著，但同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试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稳步发展的方针和步骤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平衡的研究提纲。因为当时真正研究的是从政策角度，实际部门如涉外经贸部门比较关心这项研究，考察的内容、资料和问题主要涉及研究的第一部分即中国崛起的情况和特点。在世纪之交，尽管我国经济已处在经济转型和调整过程中，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设法扩大产品出口仍是十分繁重的任务。至于中国崛起要付出什么代价，能否可持续增长等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引起相当注意，但显然还不是整个社会和国家政策的主要关心所在。

我的研究在2004年左右已经中止，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我国的贸易金融政策层面上的，达不到考察我国崛起的历史和逻辑的理论高度。

二、   关于中国崛起及有关模式问题的四篇文章的评介

高放   “中国模式”的题中之义

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首先要搞清楚是谁最先提出“中国模式”的。实际上，“中国模式”最早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早在1980年5月31日，在对中央负责人员发表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的谈话中，邓小平讲到：有十月革命的“俄国的模式”，有中国革命的“中国的模式”，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后来，他于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理时又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后来的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在已发表的文稿中都没有提过，他们都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而不用“中国模式”。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我认为存在着三种较为极端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完全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种观点认为，苏联模式是不成功的模式，甚至认为不宜用“模式“这个词称某一国，因为模式是模范性的标准型式，哪一国的模式都不是模范。第二种看法，完全赞同”中国模式“，认为有自己特色的“中国模式”已经形成。认为它与“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其他模式已经共存了，而且远胜于其他模式。理据是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远超过美国、瑞典等国，社会面貌发生极大变化，人民生活大有改善。第三种看法，不认同甚至完全否定“中国模式”。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表面繁荣，但却是建立在“三高”和“三低”的基础上，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工资、低人权、低效益。以上这三种各走极端的看法，我认为都是以偏概全，未能总览全局。在我看来，当前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不提“中国模式”，是因为“中国模式”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远未定型。

我认为当前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是“四不像模式”。第一个方面，中国现已开始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比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从人治转向法治。第二个方面，中国现在仍掺杂着苏联模式的成分，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够健全，传统计划经济和国营经济的观念和做法仍然在起消极作用。第三个方面，中国现已渗透有美国模式的成分，例如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收入差别过大。第四个方面，中国还受欧盟一些国家模式的影响，例如采用工党、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实行的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并排发展的混合经济。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探索一条全面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照搬照抄外国模式，要善于学习与借鉴，同时发挥自身的优势。

丁学良     中国经济历史性的再崛起及其薄弱部位

         下面我简略地总结一下国际上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在近年来针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前景的几个富有比较涵义的重要评鉴。

薄弱环节之一：严重依赖外来技术

中国大陆在过去二十五年里的发展模式，非常不同于亚洲四小龙在它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所展示出来的发展模式。中国技术上的对外依赖性，限制了中国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对高科技的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进行挑战的先进工业强国的前景。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上的差距，表现为前者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依赖外来技术，特别是中国本土企业的研究投入很低，出现了技术上“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局面。

薄弱环节之二：贫弱的财富创造机制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1980-2004）里，虽然中国的GDP以年均百分之八点六的速度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香港恒生指数表明，1993-2003年，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它们属于中国内地最好的和相当好的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四。而同一期间，根据道琼斯指数，美国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一百八十八。不要忘记，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三，是中国增长率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深层原因是中国长期保持了资源配置的系统性的低效；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力度造成的。这种资源配置的低效最后主要体现在国家银行的坏帐率上。

薄弱环节之三：战略性资源的对外依赖

1990-2004年期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以年均百分之七的速度增长。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二十年后，中国每天消费的石油数额与现在美国所消费的数额大致相当。而迄今已经查明的中国本土的石油储藏量，按照目前的开采量大概还能用十四年。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是和这些资源的严重消耗和浪费连在一起的。

郑永年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但“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和争论却发生在本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早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得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书收集的文章是作者过去很多年里对中国模式的思考。这种思考在几个层面进行，包括中国模式是什么，它如何发展而来，它的未来是什么。这里收集的文章更多的是一种经验观察，就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的观察。作者相信，只有通过观察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才能理解中国模式，也才能理解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应当强调的是，对中国模式的探讨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的努力。一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不深入；二则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和变化过程之中。

黄亚生     “中国模式”独特吗？

在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京共识“是个热门话题。

因为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八“成功，国内有一批官员和学者也开始响应2004年由美国《时代周刊》前编辑乔舒亚 · 库珀 · 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于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中国特色？

黄亚生明确认为，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和西方的体质接轨。

巴西奇迹？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细节之前，不妨先来观察这样一个国家，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西。1964-1988年巴西是军政府执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它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它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征收土地，如此等等。

黄亚生指出，对“中国世纪“和”北京共识“的赞誉仅针对中国。要知道，当时也有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但巴西后来的发展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巴西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安，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被拉美学者称做“丢失的十年“。

试论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时代周刊》：最近连续发生了一系列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有评论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了“中国模式“的破产，你怎么看待这种人们常说的”中国模式“的内生问题？

黄亚生：“中国模式“的缺陷早就可以看出来了，其特征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但人均收入增长得却很缓慢。另外就是政府只关注经济，不关注社会，很多社会的成本不得不由家庭和个人承担，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一种极端表现。

有人说，中国政府是很关心民生的。这种说法的逻辑缺陷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说自己关心的是“民死”，追求的是“民死”。如果说所有的政府都在关心民生，那就没有说的必要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别的国家没有。但对于关心民生，其他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征。

200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降了7%，虽然它也有一些罢工、冲突，但是俄罗斯整个社会是比价平稳的；印度过去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但印度也这么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那些国家都更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8%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跟别人一样的稳定，人家2%的增长率就能维持稳定。

三、   在评价四篇文章的基础上，对中国崛起问题研究的再思考

经过对上述四篇文章的比较和评价，笔者个人有如下几点认识和想法。

第一、  关于中国崛起及有关模式的方法论，应该作出历史的或多阶段的分析研究。

首先，过去三十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崛起，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仅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如果从相关模式来分析，则不仅同“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并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胜过其他模式，理据是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经济面貌就发生极大变化。当然与此同时，中国这一崛起和发展模式存在明显缺点或曰薄弱环节，如科学技术上的对外依赖性，贫困的财富创造机制等。

实际上，中国崛起及有关模式的成就及不足，主要是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国现在已开始形成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如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市场经济，从人治转向法治，等等，但是我们都理应明白，中国的真正崛起将会进入更高阶段，应该是从经济、政治、社会到文化的全面崛起和繁荣。

第二、   对中国崛起的研究，是否称为模式或是道路或经验可以讨论，因为这一研究仍在进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但我个人对郑永年的中国研究的方式比较赞同，他的研究强调多做经验观察。 “只有通过观察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才能理解中国模式，也才能理解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郑永年在《中国模式  经验与困局》一书中，从民族主义、政治改革、民主化问题、中国经济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的社会政策、中国农民和民主等多方面进行了他对中国模式及有关问题的了解和分析，我读后的理解是，中国崛起的模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严格说来中国模式的探索现在才仅仅开始。这一研究奠基于改革开放，寄希望于中国的持续思想解放。它的进展要依靠有志人士主要“通过考察中国的实践和经验”，不断总结，才能取得丰硕成果。

第三、  中国崛起及其模式的研究，当前最重要的是制度方面的探索和解决一些迫切问题。如果我们深入现实就会发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多，而且不仅限于民生领域，如严重贪污腐败，严重贫富两极分化，暴力镇压持不同意见的民众，等等。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中国不仅不能达到探索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理想模式，恐怕连单纯经济的崛起也不易实现。

第四、  本人比较关注的领域是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传统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当前中国广大国土来看，如何实现山清水秀，绝不单纯是一个发展旅游业的课题，而是一个涉及保证国家长远稳定发展，合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保障人民生活和健康的长远严肃任务，应该列入国家持续注意研究的重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