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国际投资专家委员会投资沙龙
会议摘要
2014年国际投资专家委员会投资沙龙于9月10日在厦门召开。商务部、发改委相关领导以及我国外资领域的主要专家参加了此次沙龙，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国经所葛顺奇教授参加了本次沙龙。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在主持会议时强调了会议的三个专题，一是分析当前国际投资的趋势和发展概况，二是如何在BIT谈判和上海自贸区建设中提升我国的投资竞争力，三是如何使企业在整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进程中发挥投资主体作用。
商务部外资司副巡视员曹宏瑛介绍了今年外资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政策。2014年1-7月，我国新增外资企业13729家，同比增长4.9%，实际使用外资711亿美元，同比下降0.4%。我国使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均不断优化。目前，全球500强企业绝大多数都有在华分支机构或产品工厂，外资企业设立的研发中心已超过2000家，外资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曹宏瑛同时介绍了商务部的主要政策工作：一、简政放权，缩减外资的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个模式已在上海自贸区展开试点，成熟后就可以在全国推开。此外，外资管理的三项基本法律需要进行修订，逐渐建立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同时与公司法分开。二、扩大开放，优化外资的产业结构。商务部在国家快递、医疗服务等方面出台了多项规定，同时与发改委和工信部协调进一步放宽一般制造业的开放范围和程度。第三，完善区域外资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目前我国已同越南、老挝、蒙古成立了跨境合作区。第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服务的效率和依法行政水平，保证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商务部政研室吴频副主任深入分析了我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中长期压力和挑战，利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范式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吴频指出，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在短期都较为平稳，尽管上半年波动较大，但外资的月流入量仍超过100亿美元。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的外资引进已经连续三年徘徊在1000亿美元左右，对外投资也结束了连续几年20%的增速，2014年1-7月份只有4%。
从价值链的角度看，各种商品和服务在分散化生产的环节中融入全球化进程，服务经济把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连接起来，导致了各国生产的水平和垂直分工。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2009年全球有300家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其中50%的生产、47%的组装、46%的仓储、43%的客户服务、39%的产品开发都是在国外完成。在国际贸易总量中，中间品贸易占到三分之一；在货物贸易中这一比例占到56%，在服务贸易中这一比例为73%。这也是国际投资增长迅速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要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和生产服务体系的视角下展开新一轮开放，尤其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
因此，在政府层面，首先要坚定开放的信心，寻找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中国新型开放体制必须具备四个特征，其中包括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构建国际分工的新优势等。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引进来走出去的关系、体制和法律的关系、与世界接轨和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以及国内发展和参与全球化的关系。
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政府必须要创新管理体制，尤其是加快内外执法法规的统一。在对外投资方面，我们必须加快建立走出去的新体制，着力推动境外投资的便利化和优势产业的走出去。同时，切实做好重大战略项目和国外自产的权益保护。
在对外贸易方面，我们应考虑构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体制，提高便利化水平，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形成质量效益导向型的外贸政策体系。此外，中国必须优化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拓展国际合作的新空间，建设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
此外，提升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话语权、加快人才培养、增强对外宣传和交流的力度、提升政策的透明性等都是我们构建新型开放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从新一轮开发开放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新型外资战略。
首先，马宇把中国外资的发展进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1978-1990年、1992-1995年和2002-2008年，在这三个快速发展阶段中间，我国的外资也经历了三次低谷时期。马宇认为，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外资高潮的前夜，这得益于 2013年中国政府对新一轮改革和开放的重要部署。但是，新一轮的政策红利尚未到来，能否达到第四次外资利用的高潮，仍要取决于中国的外资政策、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给外商投资释放上万亿美元的市场空间。政府管理方式、法律体系等应进一步改革，使其符合市场规律，为外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制造业、服务业的各领域都应扩大开放，为外资提供更便利的机会。
马宇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完善立法。厘清外资法和公司法、合同法的界限，进一步放宽审批权限，简化程序；对国内和国外投资的管理都必须在投资激励和保护、促进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管制，改变多年来用产业政策进行投资管制的局面。二是成立外商投资管理委员会。外资是宏观、战略层面的问题，必须成立一个国家层面上管理的一级机构；同时设立投资促进署，加大外资促进力度。
最后，马宇认为，今明两年的外资状况并不乐观，有可能出现大幅下降态势。因为反垄断调查打击了外商的投资信心，发达国家的对华投资也大幅下降，其中日本对华投资下降了45%，欧洲和美国的降幅在17%以上。房地产拐点的到来使制造业投资减少，将进一步减弱投资水平。此外，套汇资本的下降也对外资流入有重要影响。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从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国企改制改革的问题。
李保民主任首先总结了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主要包括：
第一，实体经济的变化。从经济特征来看，发达国家增速较低，新兴经济体也有所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波动。从治理格局来看，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于2011年超过发达经济体，这必然带来治理格局的变化。从经济联系来看，各国联系更加密切，依存度不断加深。
第二，国际市场的动荡。在分工过程中，资源要素加工逐步成为主导，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不断扩大，国际分工更加深入。
第三，全球产业的调整。首先是实体经济的地位增长，特别是发达国家产业再趋实体化，实体经济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焦点。其次，新兴产业发展速度加快，发达国家加快对新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布局。再次，产业转移的形式增加。
第四，跨国公司的扩张。包括生产力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研发全球化、公司治理全球化和影响力全球化等多个方面。
第五，资源要素的全球化。包括要素范围的扩展、要素流动性增强、要素流动的结构性变化、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成为要素流动的有效载体。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必须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主要措施包括大力支持和发展非国有制投资主体，引进外商投资和战略投资者，增加职工持股比例，放宽基金管理投资的准入和生产要素准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
国企改革的第二个重点是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把公益类和盈利类国有企业分开。重新调整国有企业的投资方向和产业布局。
第三个方面是调整国有经济的步伐和结构。包括降低国有企业垄断程度，建设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建设，改善盈利模式，优化外汇储备、社保基金、公积金、企业年金、企业税、证券投资、个人手持现金等的利用方式。
第四个方面是建设以人力资源为主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股权多元化的公司架构。
第五个方面是加强对信息、技术、专利等要素流动的管理，理顺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
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从投资角度审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7.7%的增长，这是国家大力度宏观调控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多元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成果。而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重较大，占投资总量的40%以上；如果将不动产计算在内，则基础设施投资占70%-80%。目前基础设施如公路、电信、水利等方面已经基本完善，铁路、机场、城市地铁等还有发展空间；但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建成之后，投资比重将有大幅下降。因此，中国未来的投资需求应从以下方面予以注意：
第一，各类产品的创新投资，包括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生产线建设等。新产品的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二，适应和引导人们生活变化的产品投资，包括电子消费等。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的更新投资。
第四，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建设。
第五，新能源的建设。
第六，产业调整以弥补折旧生产力的建设。
在外资方面，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必须与国际并轨，进一步放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审批权限，健全法律法规，推动形成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
在自由发言环节，发改委张燕生秘书长指出了目前我国引进来和走出去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第一，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TPP对中国有哪些影响；第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资金回归本土化的趋势给中国的外资带来哪些变化；第三，目前成本驱动型外资下降，市场驱动型的外资不断上升，对我国的就业有哪些影响；第四，数字技术革命降低了交易成本，在此形势下的产业转移会如何发展；第五，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外资所有权的影响。
新时期的引进来，需要我们引进新的制度，进行高标准的制度变革。TPP等国际贸易和投资谈判的重点在于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这都需要我们进行国内制度的重要调整。因此，我们需要改革和开放的协同推进，加强法制建设。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要构建全方位的发展格局，包括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尤其要重视中美BIT的构建。
南开大学葛顺奇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整个国际投资的动机是构建全球价值链体系，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中国的外资主要来源于香港和其他自由岛，香港的对外投资有91%流向内地。香港等自由岛的投资占我国外资的73%-75%。其次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但美国、欧洲等投资大国的对华投资量很小，而且呈逐年下降趋势。所以，我国的外资利用前景堪忧。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在走出去方面，中国的对外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因为中国的对外投资有1800多个项目，总计6300亿美元，其中45%是资源导向型的并购，尤其对加拿大投资为180亿美元，对澳大利亚投资为110亿美元。显然，以资源导向型并购推动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并不可持续。其次，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没有促进对外投资的动力。第三，中国累计的外资政策63个，没有在机制和制度上构成对外投资的制度体系。第四，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化经验、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方面有很大差距。中国企业倾向于直接控股，在国际化经验方面，尤其是融资的整合能力和人才培养、经济文化的了解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34页
北京财富嘉禾公司CEO林荣刚认为，走出去有三个方式，一是直接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二是并购交易，目前我国大部分对外投资都属于并购；三是海外上市，海外上市的企业非常多，所以建议这些上市行为由商务部来协调，由商务部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促进企业的海外上市。
现在外资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构建中国吸引外资的核心竞争力。我国以前的竞争力在于劳动力成本优势，现在的竞争优势应转到如何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上来；同时要进一步开放服务业，提升服务业的发展潜力。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金芳强调，我国的对外投资存在两大问题。首先，对外投资存量很低，处于第11位。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处于第三位，但只占美国的24%和日本的69%。其次，我国企业主体的跨国程度很低。因此在未来十年，中国应由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核心是服务贸易的发展；从投资大国变成投资强国，核心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目前本土企业的培育有两大问题。一是资金运用和跨境流动的限制。企业在海外的多次并购必须经过多次审批，约束了资金的流动；我们希望上海自贸区可能成为打通本地和离岸账户的重要渠道。二是资金支持和证券服务方面的制约。中国没有发达的海外金融机构，因此企业的海外活动受到了限制。
要实现培育本土企业的突破，首先是把给予跨国公司的制度安排和资本流动政策覆盖到本土企业；其次是对企业实行更优惠的财政资金支持计划，可以采用海外合资方式鼓励企业走出去；三是发展走出去的中介机构，这需要开放生产性服务业，同时防范海外投资的风险；四是为企业提供走出去的培训，学习国际发展理念，与当地互利共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和平认为，对中国外资引进的争论已经进行了三次，但仍有长期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应该把国际投资的理论和我国经济现实结合起来，应用于国内产业链的整合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其次，中国必须要发展产业长链，尤其要形成技术上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我们要遏制过剩产能，实现过剩产能的绿色化，创新信贷体制，加强消费基础设施的投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企业界的一位发言人指出，中国的外资政策必须要给予外国企业国民待遇原则，创造透明的市场环境，鼓励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中国有安全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秩序，可以为外资企业提供重要发展平台。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该学习华为的经验，在对外投资中不断创新，加强研发投入，加强长期竞争力建设。
另一位企业负责人指出，中国吸引外资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我们要利用外资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此外，中国跨国公司尤其是现代投资银行发展落后，应大力发展返程投资，促进境外企业的创新。在管理境外投资的过程中，应明确商务部、发改委和其他各部门的分工。
孙振宇会长最后做了总结。他指出，目前的外资管理体制需要调整，政府应下放审批权限，加强后期监管；在走出去方面，加强走出去的各种服务，尤其是金融服务。此外，如何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从而加快与美国、欧盟的BIT谈判进程，达到以开放促进改革、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和长远发展，仍是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