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基于一个悖论的观察

Ralph Alexander Lorz*

欧盟与美国正在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进行谈判，这或许会成为自由贸易与投资保护框架中最为综合的国际协定。尽管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自由贸易可以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但该谈判在试图扩大自由贸易的同时还是遭到了批判。

最近，德国使这一谈判发生了惊人且关键的转折，这一转折主要集中在是否将《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纳入TTIP协定中。许多非政府组织(NGOs)认为TTIP应该确立一种法外机制来解决德国与美国政府及其跨国公司的争端，但是法外机制会损害德国的政治主权[1]。另外，ISDS也引起了政府的担忧：德国联邦法务部对将ISDS写入TTIP表示严重关切，联邦委员会最近也指出了ISDS的高风险性[2]。同时，关于ISDS的争论也使一些看似没有争议的协定受到了质疑。例如，《欧盟-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EU-Canada FTA）的文稿部分已在2013年完成，其中包含了改进的ISDS条款以解决争端[3]， 但德国对这一协定持保留意见（如果德国坚持修改该协定中的投资保护条款，则可能会危及EU-Canada FTA，因为EU-Canada FTA需要欧盟各成员国议会[4]履行批准程序才能生效）。

德国现在关于ISDS的立场掩盖了其曾经对ISDS的发展所做的工作。德国曾率先在ISDS的基础上提出双边投资协定，德国也比其他国家更认可ISDS，其解释是：作为一个依赖出口、且有完善法律制度来保障自由贸易以及投资的工业化国家，德国及其投资者都会受益于TTIP 中的ISDS条款。其他欧盟国家也将从中受益，因为涉及欧盟的投资仲裁案件占到了2008-2012年所有案件的一半。Loewen案件[5]也表明仅仅依靠美国的法律体系不足以为投资者提供保护。而且，德国认为ISDS会导致“监管寒冬”并危及欧洲环境以及卫生防护标准的说法言过其实。但是，德国的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所有完结的300起仲裁案件中，只有有限的案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且只有31%的仲裁结果支持投资者。

如何解释德国对ISDS态度的彻底转变？最简单的解释是执政党的更迭。TTIP谈判的肇始者为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但社会民主党现在与默克尔共同执政：事实上，反对的声音都来自社会民主党执掌的司法部、经济与劳工部和联邦委员会。但是，德国态度的转变有其根本原因：德国的反美情绪，尤其是在最近的国家安全局（棱镜门）事件以后[6]；对全球化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抵触；公众对美国的认知；对本国现状的盲目自信使其认为德国不需要TTIP之类的协定。总而言之，以上原因使德国降低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尤其是与美国的联系——这是必须认识到的严重问题；另外，也可能使建立统一的国际投资法律框架以及全球贸易自由化——以TTIP为基石——的努力付诸东流。如果德国始终坚持其立场，则必要的时候放弃ISDS以保留TTIP或许是该谈判最好的解决方案。

(南开大学国经所张泽天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