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外逃动机
Alvaro Cuervo-Cazurra 、Ravi Ramamurti*
过去20年，为何相对落后的新兴市场能够产生如此多的国际公司？[1]部分原因是一些公司在本土市场上磨砺实力后开拓其他新兴市场。但是，为何这些公司同样在发达国家大量投资？研究表明，“吸引力”主要在于发达国家的广阔市场以及更有消费力的消费者。本文强调推动新兴市场跨国公司（EMNEs）投资发达国家的一些“推力”。我们将因此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称为“外逃投资”，即为逃避母国不健全制度以及落后状态而进行的对外投资。
首先，我们讨论在新兴市场中，导致“制度性外逃”OFDI的不健全制度问题。例如，在新兴市场中，法律是模糊的，或其无法贯彻实施。在非民主国家，法官甚至从属于政客，这使公司所有者受压于不可预测的政治力量。其他情形是，少数族群可能掌握着极不相称的国有资产，如泰国的泰籍华人，马来西亚的马来籍华人，南非的白人。自然地，私营业主对其财产权感到不安，为谨慎起见，他们到重视财产权保护、法律健全的国家开展多元化投资。ThaiBey公司（由泰籍华人亿万富翁所拥有）为跨国酒企Fraser&Neave出价88亿美元也就不难理解了。相似地，俄罗斯寡头为避免Yukos（俄罗斯石油公司）所遭遇的征收风险，纷纷在西欧开拓发展。一些投资经以降低投资透明度为首要目标的离岸金融中心（如海峡群岛）逃到第三国。对离岸金融中心的OFDI占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OFDI总存量的1/4到2/3。一些EMNEs为获得本国对外资的激励及政策，其外逃投资会从离岸金融中心投资本国，成为返程投资。
另一类外逃投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的负面形象可能不利于国际竞争，管理者为消减负面影响而进行对外投资，我们称之为“歧视性外逃”。这种歧视来源于几方面，比如：发达国家政府和消费者预设，（1）新兴市场的产品是由无保障、低工资的工人在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中生产的；（2）新兴经济体技术相对落后、产品标准低，其生产的产品质量一定不及发达国家的；以及（3）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公司管理落后，新兴市场企业的资金成本更高，从而新兴市场企业的风险更大。基于以上原因，EMNEs认为转移生产或搬迁总部到发达国家更有利。“歧视性外逃”的一个例子是EMNEs收购西方品牌，如Tata Tea收购Tetley，以回避原产国的负面形象。另一例子是，墨西哥水泥生产商Cemex收购西班牙的生产线，从而降低了Cemex的借款成本，这在资本密集型的水泥行业是一大优势，尽管Cemex的大部分资产都在新兴市场。此外，尽管Mittal Steel公司起步于印尼并由印度裔人士拥有，在其对卢森堡企业Arcelor的恶意收购中，仍强调其注册于荷兰并在伦敦运营。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并非政府应该禁止外逃投资，而是政府应改善国内商业环境，以降低外逃投资的动力，有关措施包括：加强法治、发展民族品牌、减少不必要监管、推行市场化、激励创新以及保护知识产权。此类改革不仅能够减少资本外逃，还有利于改善商业环境、促进FDI流入以及提升国内企业竞争力，使其能在本土市场提升实力，继而开拓海外市场。
(南开大学国经所万淑贞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