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格局：亚洲国家作为全球投资规则制定者的前景

Stephan W. Schill*

历史上，国际投资法律多由作为资本输出国的欧洲和美国制定。欧美国家希望降低投资保护标准、制定经典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并且推动国际投资法律的调整。过去几十年里，尽管存在来自“南方国家”的对立提议，国际投资法律的制定实质上属于“跨大西洋”事务，北方国家在规则制定中占支配地位。

然而，过去几年中，国际投资法律的制定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地理变动趋势。虽然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展开谈判，但毫无疑问的是，亚洲国家，尤其是远东经济强国，正在成为国际投资法律规则制定的中心。TPP的签订、RECP谈判、亚洲国家（包括东盟（ASEAN））在签署国际投资协定（IIA）中的积极行动，以及在国际投资仲裁方面的参与度不断提升（作为申诉方与被申诉方），这显示出国际投资法律制定向太平洋彼岸的根本性转变。

只有在亚洲国家既是国际资本接受者、又是日益重要的资本输出者的时候，这种变化才会顺理成章地实现。事实上，“发展中的亚洲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区[i]。”地理格局的改变不仅影响投资法律制定的地区，还包括它的内容和制定者。亚洲国家正处于将其经济力量转变为全球规则制定能力的重要时机，这甚至可能意味着“亚洲世纪”的到来，即亚洲国家对全球投资管理产生深远影响。

可以发现，在参与国际投资政策的制定方面，亚洲国家正日益彰显其关键优势。同时，正如一项对亚洲参与国际投资法律的合作研究表示，在成为规则制定者方面，很多亚洲国家仍然面临诸多障碍[ii]。一些国家因为太小而没有国际政策影响力；而对于如何定义国际投资法，较大国家则内部存在意见分歧。

例如，中国尽管已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但没有充分推动其在主导BIT模式方面的影响力。相反，中国的IIA实践显示其缺乏协定连贯性，限制了中国作为全球标准制定者的能力。印度刚刚制定完成新的BIT模式，但其过于内向化，并不关心制定被广泛接受的全球标准。日本也过于被动，不能承担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令人感兴趣的是，亚洲的中等国家对全球层面的国际投资法律更具影响力。韩国就是一个例子。它既是资本输入国，也是输出国，当2006年缔结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时，国内对IIA的收益和挑战存在争议。国家新的IIA实践反映了平衡，可能因此具有全球吸引力。地区性行动计划证明是有前景的，尤其是ASEAN，其在成员国间签约标志性的ASEAN全面投资协议，并且本身是若干IIAs的缔约方。它的ASEAN+协议暗示着，融合贸易和投资，以及平衡投资保护和政策空间是普遍的趋势。ASEAN的实践可能因此成为全球投资治理的指导原则。

总之，正如亚洲国家意识到需要更建设性地参与国际投资法律，他们在该领域的角色也变得更重要。以TPP，RCEP和ASEAN+协议为例，区域性方法较单个亚洲国家地位，预示着具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如果重量级的中国和印度意识到领导国际投资治理的前景，这种情况可能改变。换句话说，该领域的跨大西洋主导正在走向尽头。这暗示着未来的国际投资法律可能更加平衡，尤其是更具有代表性。

同时，亚洲的崛起可能推动欧盟和美国双方缔结TTIP，以便在国际投资法律中保留部分标准制定的权力。就此而言，亚洲正在决定国际投资治理的命运。然而，如果存在更广的泛亚途径，或者创建更有效的区域平台，以供讨论投资法律和政策，亚洲在全球投资法律规则制定中将有更大的影响力。

（南开大学国经所黄佳翻译）